为期三天的澳大利亚女总理吉拉德访华，带来澳史上最大规模的商业访华团，包括必和必拓、力拓等矿业高管。4月26日，中国和澳大利亚在北京签署五个合作文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吉拉德共同出席了文件签署仪式，外界称其收货颇丰。但合作文件表明，澳总理杰拉德的此次访华，无关乎铁矿石生意。
个人认为，沿海钢铁基地的建设，已经势在必行，建设精品基地，政府可以考虑给予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如果现在不加快建设沿海基地，等到内陆钢厂和地方政府建成大量的钢铁产能，将为时已晚，未来铁矿石、焦煤将增加进口，以及成品材的销售等等成本，又将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推广Ⅲ级螺纹钢，淘汰Ⅱ级螺纹钢的呼声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 若按当前建筑行业用钢标准和建筑规范要求来裁夺，Ⅱ级螺纹钢几年前就应该退市。但缘何呼声依旧、流通依旧呢？笔者将从政府部门新措施、生产企业反馈、市场利益博弈、行业未来发展趋势等角度，对此话题进行阐述，以期给行业带来更多的思考。
近半月多以来，在宏观基本面日趋严峻、市场需求不济的形势下，钢材市场价格该跌不跌，依旧强势明显，对于多数谨慎者（包括笔者在内）更加为市场纠结了，究其原因钢材的金融属性越来越在期钢市场上表现突出，现货钢价被期钢走势绑架之嫌愈加明显，市场脱离宏观环境面，价格在高位蜗牛式震荡，舞步还是在凌乱之中。
本月盘面点评： 螺纹钢主力合约RB1110本月延续了2月份的下跌行情，继续大幅下跌，在4600一线触底反弹，并走出了一波低位宽幅震荡的行情，目前行情处于盘整期，多空分歧较为明显，市场成交活跃，持仓量整体变化不大，但成交量大幅增长，目前短线均线有望粘合，走势已经向上突破了下滑趋势线，日KDJ和MACD指标经过前期底部调整后均交叉向上；周线走势处于短线反弹之中，目前K线已站稳5日均线，指标虽然交叉向下，但走势趋缓；月K线仍处于下跌趋势中。
周日又闻以美英法为主的西方国家点燃了空袭利比亚的战火硝烟，使得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再添变数，战争引发的经济危机是否会对世界经济的复苏过程形成二次探底将成为市场的担忧，两则利空消息的侵袭，对本周股市、期钢和现货价格走势将会有较大影响，低开后调整难以避免。
目前经济通胀的压力依然很大，政策背景依然是紧缩，钢铁行业产能、库存持续高涨，需求仍未有效释放，价格下滑中的观望情绪仍占主流，市场对主流钢厂的新价政正在密切关注中，一旦主流钢厂价格开始松动，势必再度引发新一轮跳水行情。不排除资本市场期钢品种短线可能出现的超跌反弹现象，带动现货暂时性维稳或小幅反弹，但总体趋势无法逆转，逢高减仓，顺势而为仍是首选操作。
资本，永远是我们经济领域中的第一要素。离开了资本要素，任何供求关系、成本支撑、政策因素、预期愿望等等皆为浮云。我们的经济生活领域无时不刻在流淌着资本的血液。
在中国，从未像今天这样，对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环境污染的愿望如此强烈。在大多数人的认识和理解当中，“节能”与“减排”是并称的，就像一对如影随形的孪生弟兄，既不会轩此轾彼，更不会认为二者之间有什么冲突。然而，现实情境并非如此。实际上，在很多情况下，节能减排是一个悖论：节能往往并不等于减排，减排也常常不等于节能。
——节能未必减排。举例而言，有很多企业为了节能，而停止运行污水处理设施。显而易见，这无疑又会增加COD和SO2的排放。
——减排未必节能。比方说，脱硫电厂每脱1吨的硫，约需耗电100度到5000度，不同技术有不同的耗能指标。保守估计，每年如果脱硫1000万吨，则至少要消耗10亿到500亿度电。而每年三峡工程的发电量也仅有500亿度。可见，为了减排，不仅不节能，反而提高了能耗！
尽管在节能减排之路上，中国正坚定前行，但此番经济危机所暴露的中国问题，恰恰在于经济中存在的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结构性问题。所谓不可持续，就是指我们还没能很好地解决节能降耗问题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十一五”规划确立的节能减排“硬指标”是，到2010年，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如今这个指标尚有待完成，并且难度随着经济危机的发生而愈加凸显。那么，究竟是什么深层次的原因，导致了节能而不减排、减排却不节能，而使节能减排深陷困局呢？
究其根本，原因有二：一是体制约束，二是技术选择。
先看体制因素。国家发改委负责落实节能工作，环保总局负责落实减排工作，又由国家统计局负责节能的统计工作，“九龙治水”；在地方上，目前仍有不少地区将GDP当作硬指标，把节能减排当作软指标，不计环境代价发展经济，“宁可呛死也不饿死”。这就从体制上导致了节能不减排。解决体制约束，核心是将节能减排统一协调，一起控制，从前端污染源开始控制，通过协同控制实现“节减”成本的最小化。而这些皆应由市场来负责。这个市场，是指重新发挥市场机制的市场基础。
再看技术因素。导致这种悖论，与我们所采取的节能减排技术有关系。如果选定技术是在末端处理，会导致双重成本，将产生节能不减排、减排不节能的现象。但如果采取前端控制，就能产生“协同效应”，既节能又减排。
就节能减排的措施而言，不妨借助贸易手段。如能在减少中国贸易价值量顺差之同时，平衡贸易环境逆差，实际上是个很重要的节能减排手段。若将环境逆差降低为零，二氧化碳排放的目标可完成6%，那不仅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且可大大超额完成。有诸多包括出口退税、社会环节的节能减排的关税、出口限制等等贸易手段皆可进行。
破解节能减排悖论的症结，办法只有一个：切实加强节能减排的协同控制。这也就要求政策更有针对性，需要加快出台和实施有利于节能减排的燃油税、资源税、能源税的激励政策，加大扭转环境逆差的攻坚力度，充分利用节能减排的贸易手段。惟此，方能真正确保节能减排取得重大进展，从而优化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纾解眼下困顿缠身的经济危机。
如果选定技术是在末端处理，会导致双重成本，将产生节能不减排、减排不节能的现象。但如果采取前端控制，就能产生“协同效应”，既节能又减排。
朱老师言之有理，技术的选择至关重要，就拿北京奥运空气保障工程——油库加油站油气回收改造工程来看，由于在国内尚属首次大规模应用，技术比选指标和评价标准都不完善，同样存在节能不减排、减排不节能的现象。
我也非常同意这个前端控制产生的协同效应。这个理念也更正了终端能源效率项目EUEEP的些许误区。
